我爱人转到骨科病房后，我们得到了暂时的宁静。比起医院急救室里堪比菜市场般的嘈杂，在骨科病房里，我们似乎一下子就换了片天地。然而，临近年关，骨科医生希望我们尽快做出决定，如果我们决定要做手术，他们会联系医院的医生尽快做，而手术主要由年轻的医生主刀，主任医生不主刀，手术的方法还是之前所的，并非微创手术，而是开刀加入一种钉子。
对于爱人是否要在此骨科病房做手术，我是有些犹豫的。爱人的妹妹在是异国他乡读博士后，主攻的也是跟医学相关的学科。她给出的意见是，她的同事遇到更严重的情况，但通过做手术很快就恢复了，不过，她补充说，“当然，国外的人比较强调做手术，而且她使用的是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手段。”总之，除了咨询这医院骨科医生（包括主任医生）的意见之外，我还咨询了其他著名三甲医院医生的意见，甚至还付费在线问诊其他骨科医生，20分钟左右70～80元，也咨询了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，最终还是要自己做出决定。对于是否要做手术，是否在此医院做手术，我们都没能拿定主意。我犹豫的地方在于，那个曾跑到急救室，想让我爱人赶紧做手术的医生说，如果需要做手术，早点做可能会更好地恢复。我此时将其理解为类似于抢救人时的黄金72小时那般。而且，医生还说，这个手术是小手术，他们做了很多次。而出现后遗症的几乎很少。
然而，一件小事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。原先医院医生都希望我们尽快做手术，然后回家过年。过了两天左右还没有定下来，医生似乎就有些不乐意了，也没有那么热情，也表示过，现在如果要做手术，可能得等开年之后了。在骨科病房期间，我们考虑到交通事故责任还未划分，而且听对方说其家境不好，因而，我们嘱咐医生，虽然是交通事故，明显是对方全责，但希望尽量用实用型的药物。因而，我爱人在骨科病房里的前几天，就是打打点滴，包括输入消肿、化瘀、止痛的药物等。由于我爱人从小很少生病，也很少打针，虽然车祸后她已经经历过大腿上裂口缝合手术，但还是不太习惯打针等。我们态度比较平和，对护士等也是比较尊重。前几天里，护士打针都比较细致。后来有一次，一个护士走路大步流星、给人扎针的时候也是很猛的样子，之后离开的时候，手还带动着点滴的管线和上面显示药物的吊牌发生晃动，并发出很大的声响。联想到岳母打点滴时手被打肿得像馒头，我就跟护士说：你打针，能不能轻点，我爱人她怕痛，跟你说了，你还搞这么猛。护士回应说，打针不都这样吗，痛的话，就别打啊。我回应说，之前打针的时候，就没像你这样的，也没有痛成现在这样。她还是依旧如故，大大咧咧地推着车子走了。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，却让整个事情发生了较大的改变。
过了一两天，骨科医生就建议我爱人，先回家保守静养。我当时以为，反正都是静养，回家治疗和在医院治疗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心情好的话，对病情恢复也会好些。而考虑到当时喜欢到处游玩的爱人，经历车祸后一直躺在病床上看着都是白色的墙壁，也想看看自己的孩子、父母等，我就同意了，准备出院回家时，护士给我了我一个条子，让我们去楼下把帐结了。我当时以为，这只是临时的结账，后期他们开年了，我们再回来。经过考虑，我花钱叫了当地医院停靠的救护车，将爱人和我们一起送回了家。几经周折，爱人躺在了自己老家的床上，也露出了欣喜，还宽慰看到她的情况哭起来的两个宝宝。
后来，经过我的思考和朋友的建议，我们又考虑必须尽快回到医院。回去之后当晚，我感觉不对劲。我就开始想，如果出院了，就算医生答应我们做手术，如果肇事者和相关责任方认为，我们在回家期间发生了病情加剧的事宜，或者拒绝后期的治疗，会不会给赔偿带来巨大的麻烦。于是，我咨询了一些朋友，他们并不知道我爱人已经出来了，并说，如果要回来，可以人回来，但病床要留在医院，不能办理出院手术。但我当时也是想要这么个结果，但护士给我的是结账单，等同于是给了我一个出院的单子。第二天，我跟爱人、跟岳父说明我的担心及想法，岳父没有多言，就顺着我的思路，请人来帮忙。我担心后面的纠纷，就依旧叫了一辆救护车，由我和岳父陪着爱人再次来到医院。救护车直接送到急救室，说明来意后，急救部门的人说，骨科病房满了，先在急救科住院部住下。无奈，他们同意收下我们，我就已经很感恩了，我们就只能如此了。此时，岳父通过找关系，找到了该医院的其他科室的一个熟人，该熟人也跟骨科的医生表达了想好好治疗的事情。急诊科病房的条件，比起骨科病房的条件，差得太远了。同一病房的病人，所患的病情各不相同，白天经常有看望病人的亲属，他们说话时都非常大声，几乎没将这里当成医院，而临近除夕，其他人似乎也不好开口说别人。过了两三天，我自己到骨科部门去看，发现病房并没有满，同时我看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：一个护士（并非那位打针时大大咧咧的那位）对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医生批评，似乎说，你又招病人进来吗？此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是太年轻了，Too Young, Too Simple，这里护士或许跟领导有关系，而无权势的医生也会怕护士，而能够让我们出院的护士，应该关系更深。而之前那位给我爱人打针时比较温柔的护士，见到我都低着头不敢看我，怕惹祸似的躲着我，脸上也是胆怯、眼神也在躲避我的目光。
后来，我们几经求情，爱人还是没能再次住进骨科病房。得知骨科病房有大量空余病床之后，我就决定，想办法要带着爱人到骨科病房里。我和岳父推着躺在可移动担架上的爱人前往骨科病房，接待我的医生是另一位，刚开始他拒绝让我们再次进入骨科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之前有些言行都是不对的，还请多多原谅；如果不做手术，我爱人就麻烦了。而且，岳父的熟人跟骨科医生通了电话，刚好这位医生也知情，于是，在岳父和我的求情下，他终于有些改变，于是他让我们等等，去跟领导申请。结果，他们骨科的主任医生来了，50岁左右的样子，而牌子上显示，这位主任医生和那位大大咧咧的护士是一个姓（而且跟肇事者也是一个姓）。刚开始，我是诚心想跟那位曾经到急救室查看、并劝我爱人尽快做手术的那位医生道歉或道谢。因为此时我才意识到，我没让爱人做手术，虽然避免了手术可能带来的后遗症，但却会因此带来很多麻烦，诸如住院手续、后期赔偿等等。于是，我跑到外面的超市，挑最贵的牛奶，买了四提，准备拿到骨科病房。再一次，我和岳父来到了骨科病房医生办公室，却没见到那位医生，那位被护士训过的医生。那名主任医生看到我拿着牛奶，就恶狠狠地说，你想干什么，赶紧拿出去。我二话不说，就听从他的安排，乖乖地将牛奶放到办公室外面。可能是听过其他医生的反馈，主任医生知道我和爱人等都是读了很多书。他说，你也是读书人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和决定。于是，我就跟他说：首先，我不是不信任你们，而是我没想好是否要（同意我爱人）做手术，而且做手术涉及到我爱人工作可能被丢的可能性，因而不能不慎重。之前医生也表示过，做手术，目前贵院只能做开刀手术，而且手续可能存在一定风险，具有后遗症的可能性，恢复可能得在术后半年；而我爱人单位里事情比较多，不容易请假，按照之前的惯例每次请假都请不长。我担心，如果做手术的话，半年才能恢复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，单位可能就想办法将她的工作搞丢了。我曾经想过转院做微创，但现实不允许。所以，我希望能够在这里给我爱人做手术。这位主任医生听了我的反馈后，稍稍少了些敌意，还说她的女儿跟我一个学校毕业的。中途他说，还是不要在这里做手术了，确实存在术后风险，而且有丢工作的风险，而且你爱人怕疼。我意识到，那个护士的意见，已经传到这位主任医生这里了。于是，我很诚恳地道歉，可能是因为过年遇到车祸，心情着急、不太好，之前说的或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你们多原谅。我岳父此时也笑着跟他说，做啥都有风险，做手术也一样，我们意识到做手术的风险，同意做手术，“我的意见就是她（我爱人）的意见，她同意做手术”。主任医生说，这样吧，你把病人带过来，这个得听病人的决定。于是，我们又将我爱人放在移动病床上推到了骨科医生办公室。
于是我爱人也表达了想要在该院骨科做手术的医院，也表示知道风险，愿意承担应有的风险等，但该骨科主任医生最终还是说，考虑到这个事情关系重大，你们再考虑考虑；即使想做，也得等到开年之后再说。至于转院，也得等后面准备做手术时再转过来。
于是，我们虽然再次回到了医院，却住在了急诊科的病房。而之后，直至后来出院，我们都住在急诊科病房。急诊病房，比起急诊室要好些，比起骨科病房要差得较远。由于各个病人病情不一，进度不一，而且是临近年关，因而经常会出现白天嘈杂的声音，晚上出现病人呻吟声等。就这样，我和爱人一直在急诊病房住着（我晚上住在医院提供的可摊开为单人床的椅子上）。
由于我考虑到，医院医生似乎不愿意管理我爱人的事情，而我自己却不能就这样。于是，我自己努力了解情况，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进行保护、复健等，而我咨询网络问诊的医生，其回复包括，需要给腿部安装固定支架。于是，我在骨科住院部，购买了一只腿的固定支架。医生迟迟不来，我试图自己给爱人安上，结果，正准备动手安时，医生大汗淋漓跑过来，和我一起将固定支架安上了。自住入急诊住院部，刚开始还打些药物，后面就停了。询问得知，之前止痛的药物，已经不需要了，所以不用打。因而，急诊科住院病房就这样停了药。当我询问医生是否可以给腿部按摩，得到的回复是，可以轻微地试试。于是，我在爱人空闲时，就偶尔给他按摩下，力度都是在她可以忍受的力度范围内。渐渐地，爱人告诉我，她自觉腿部恢复得非常好了，腿部由原来不能动，逐渐可以微微地动动，进而可以稍微抬起来几厘米高。
我爱人开始考虑做保守治疗。或许是因为她自己稍微有些好转，而医生也经常说，她的这个情况，可以不做手术。刚进急诊科住院部不久，那里查床医生劝我们不要做手术，我当时友好地表示接受，并问他们对这个意见有多大把握时，他们却没有闭口不谈没有回答。后来，我冷静下来，跟爱人说，这件事，或许怪我，导致当时没及时做手术，但仔细分析，即使手术，后果也是未知的。或许，目前的结果是最好的。但当我爱人想要保守治疗，暂时不做手术时，我还是很谨慎的。我说，先看看你的病情，听听医生的意见。我们再做了一次核磁共振，如果结果变好了，我们就采取保守治疗，暂时不做手术；如果没有，就暂时还住在医院。后来，核磁共振结果显示，腿部韧带和半月板损伤相较上次轻了很多。而该部其他医生看了结果后也表示，可以保守治疗，选择权在我们自己。
然而，到了年初，我因有事必须尽快赶回去。于是，我就离开了爱人、家人，离开了陪着爱人度过这个年关的地方。我告诉我爱人，由于当时已经请了律师，我们需要请律师、医生、车险公司的人员确认无误后再考虑出院。后来，我爱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保守治疗，并最终确保手续无误后出院了；而得到消息时的我，却已经人在异地，心理只能默默祈祷她早点好起来。而我内心有些后悔，当时对那个护士如果稍微忍忍，或许事情不会这样（尽管我还是认为，那个护士真的不适合做护士，大大咧咧的），特别是，如果做手术确实是对我爱人最好的选择的话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（待续）